质言之，秉持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，就必须使人、禽兽、草木、瓦石等都得到妥善的保护，即君臣也，夫妇也，朋友也，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，莫不实有以亲之，以达吾一体之仁，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，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。

窃怪后人之于朱子之书之意，尚不能遍观而尽识，或辄逞己见，妄有疵议，或剿拾成说，寓以新名，炫新奇而掠著述之功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参见《二程集》，第1191页。

又问：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?曰：也是他资质自别。参见程树德:《论语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566页。助我，若子夏之起予，因疑问而有以相长也。若颜子则便默识，其他则未免疑问，故曰‘小子何述。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朱熹对《论语·阳货》予欲无言天何言哉的注释：子曰：予欲无言。

如人吃物事，若不消，只生在肚里，如何能滋益体肤。21参见钟彩均:《明代程朱理学的演变》，台北: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，2018年，第49-50页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把历史主义看作是比之18世纪法国的激进主义远为极端的现代此岸性的形式。

但承认文明的进步是一回事，确立历史目的论却是另外一回事。三王之道若循环，终而复始。只要文明共同体继续存在，历史在延续，人类的知识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，在书籍、史料、科学、技术、财富、生产方式等方面不断进化。先用玉声而后烹，正刑多隐，亲戚多赦。

有些职能，很难区分其属于天职还是礼职，比如，许兆昌将祭祀、祝祷、占筮、释异攘灾、交通神人等归入天职，而将司丧葬、司郊庙等归为礼职，或许因前者是对巫术的直接参与，而后者只是司礼。传统上认为这是法家反对儒家法先王的言论，但《察今》的主旨是：故察己则可以知人，察今则可以知古，古今一也，人与我同耳。

虽然每一王朝都会通过改正朔来表明其顺天应人的合法性，但这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。文职、馆职、史职、礼职则为其职能的第二个层次。《说苑·修文》有味尚甘，声尚宫，一而复者之语，向宗鲁指出：既曰‘一矣，何‘复之有？此文疑当作‘一而不复者也。《礼记》言：命太师尘世以观风，太师亦史官之流亚也。

【作者简介】 吴飞：北京大学哲学系（Wu Fei,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, Peking University） 进入 吴飞（北京大学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文质之辨 历史哲学 。孔子所讲的都是治道，即虞夏商周四代都是成熟的文明形态，是确立了公共时空制度的文明共同体，而其文明制度又都建立在性命自然的基础上，所以皆有文有质，只是有所偏胜而已。公羊学和司马迁的历史写作通过对文质关系更深入的辩证理解，阐发了自然性命之质与文明建构之间的历史演进模式。中国思想中有诸多对立统一的辩证形态，但其枢纽在于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
49再而复、四而复的天道基础是阴阳天地，三而复的天道基础是天地人三才，因而三种循环论是对天道的不同模仿方式，可以并存。以文质论建构文明共同体，自觉地守卫性命自然的价值，就是历史哲学的意义所在，也是中国文化回应历史主义，为现代世界寻求价值的一种可能性。

而历史，则是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之文明理想得以成立的保障。48黄铭：《推何演董——董仲舒〈春秋〉学研究》，第223页。

26李泽厚：《从巫到史  释礼归仁》，北京：三联书店2015年版。主地法文而王，其道进阴，尊尊而多礼文。中国文明有极为深厚的历史编纂与思考的传统，历数千年演变而并未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。故夏以忠兴，而以野败，其小人之野与君子之忠是一体两面。46有些学者认为，这里的差别仅仅是象征意义的，如宋艳萍：《公羊学与汉代社会》，北京：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82页。施特劳斯认为，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最初脱胎于普遍历史，因而还保留了普遍历史中的价值，但历史学派一经否定了普遍规范的意义（如果不是它们的存在的话），也就摧毁了所有超越现实的努力的唯一稳固的根基。

向燕南：《关于柳诒徵〈国史要义〉》，载《史学史研究》2011年第4期。如君南面、臣北面、皮弁素积，声味不可变，哀戚不可改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
而据《史记》，孔子见老子的主要目的是问礼。《白虎通·三正》亦云：王者受命而起，或有所不改者，何也？王者有改道之文，无改道之实。

别眇夫妻，同坐而食，丧礼合葬，祭礼先秬鬯，妇从夫为昭穆。正如荀子所讲的人道至文恰恰是通过尚质来完成，历史的尚质也是在文明框架中才能实现。

此处所说的质，并非纯粹的质，所说的文，也并非纯粹的文。因而，在对时空共同体的理解和安排中，仍会人为地确立时间的循环模式。孔疏对此亦有解释：然案《三正记》文云‘质再而后始，则虞质，夏文，殷质，周文。李晓虎：《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》，载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20年第2期，第142—147页。

但为什么要将再而复叠加为四而复呢？董仲舒明确指出，这是为了更好地模拟天道四时之变易：四法修于所故，祖于先帝，故四法如四时然，终而复始，穷则反本。由阴阳转换而有再而复，由四时变易而有四而复，由天地人三才和孟仲季三春而有三而复，都揭示了历史的文明维度来自对天道自然循环的模仿。

先禄而后威，先赏而后罚，亲而不尊。38所以，刘勰赞美古人为情而造文的风格，厌恶为文而造情的流弊。

其君子尊仁畏义，耻费轻实，忠而不犯，义而顺，文而静，宽而有辨。这一理论预设了任何一种治道形态都会有利有弊。

13［德］格奥尔格·西美尔：《历史哲学问题——认识论随笔》，陈志夏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页。文质关系的关键在于两点：一方面，文是内在于质并以质为目的的，文明不可能脱离自然。人类历史总是在变动中发展的，就如同四时变易，大部分时间要么过寒，要么过热，我们不能期待四季永远温暖如春，阴阳调节，寒来暑往，方构成生生不息的性命节律。文质的风格取决于自然之质，故情者，文之经。

其中，天职为史官职能的第一个层次，即巫史传统的直接内涵。要使礼乐制度不流于空洞的仪式，史官的工作不要变成乏味的案头文章，其所形成的著作也不要流于浮华空疏，而是要回归真正的自然。

文质彬彬的修辞方法，在作文之法中得到相当广泛的讨论，36其辩证色彩更为明显。经正而后纬成，理定而后辞畅。

正是因为此语超越了狭义的史官修辞，我们更可看到史官文化的深远影响。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，我们可以确认，史官文化来自悠久的巫史宗教，所以《礼运》云王前巫而后史，先秦许多文献中都将巫、史并提，甚至多有将二者等同之处。